阎长贵，山东聊城籍，生于1937年2月，逝于2021年6月。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随后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他担任了江青的机要秘书。然而，1968年1月，江青却将他诬陷为“坐探”，导致他入狱秦城。所幸，1975年5月，阎长贵得以重获自由。至1979年9月，他的冤屈得到平反。1980年3月，他重返《红旗》杂志社，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戚本禹推荐江青秘书。
1966年6月的初期，戚本禹，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将阎长贵自《红旗》杂志社调任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信访处。紧接着，在7月初，他又将阎长贵引入钓鱼台，委派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组担任工作。
在“文革”来临之前，江青并未在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具体职务。然而，自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职后，其收到的来信数量急剧攀升，每日可达数百封，有时甚至多达一二千封。面对如此庞大的来信处理压力，一支专门负责协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应运而生。该小组由七八名工作人员组成，由阎长贵担任负责人，并直接隶属于戚本禹的领导。
戚本禹向他们传授了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的三大准则：
首先，针对江青的亲属、友人及熟识人士所寄来的涉及重要或重大事项的信件，需进行摘要整理，并将原信一并呈送审阅。此类信件，每日最多不超过三至五封。
其次，依照信函中所提及的问题，已将相关事宜转交至相关部门，特此通知林总。（林彪）在众多来信中，99%以上均来自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国务院各部门，亦或各省、市等机构。
第三，任何针对江青的批评与抨击，均交由公安部门负责处理。
阎长贵回忆道，彼时，“办信组”的成员们无不怀着对江青的崇敬之情投入工作，对待这份职责，他们几乎日日晚归，有时直至夜深人静，直至十一点、十二点。
1966年的冬日某日，戚本禹与阎长贵漫步于钓鱼台的庭院之中。戚本禹向阎长贵坦言：“江青有意让我担任她的秘书，然而我自认为粗枝大叶，恐难胜任。我看你心思细腻，不如由你接替此职，担任她的秘书。”
阎言：“此不可为，我未曾担任过秘书一职，因而对如何担当此任并无头绪。”
戚言：“难道不懂就要放弃学习吗？文件收发和挑选这些事难道你也做不来？只需用心去做便足够了。不过，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推荐给江青了。”
约莫半个月后，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兴高采烈地踏入阎长贵的办公室，兴奋地宣布：“你的调动已经确定，将担任江青的秘书一职，即刻便需搬至她所居住的十一楼！”阎长贵闻言迅速收拾了几件衣物及日常洗漱用品，随即跟随戚本禹前往。
“你在政治素养上显得较为薄弱，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并不适宜担任江青同志的秘书一职。”
在“文革”爆发之前，江青身旁并无专职秘书相伴。然而，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里，她先后聘请了四位秘书辅佐左右，依次为阎长贵、杨银禄、刘真以及刘玉庭。
文件分类麻烦，需随时待命。
阎长贵担任江青的秘书，其职责主要涵盖文件的收发与管理，以及接听电话等工作。彼时，江青收到的文件每日多达数十份，有时甚至超过百份，累积起来高度可至半尺，其字数累计可达一二十万字。
这些文件不宜一股脑地呈送至江青手中，然而，若她听闻陈伯达或康生提及已审阅某份文件而她本人却未曾得见，秘书的过失便愈发严重。因此，对秘书而言，文件的分类整理不仅至关重要，亦是一项颇费心智的任务。
首先是必须阅读的文件，其次是可供参考的资料，最后则是可供浏览的材料。在江青起床的每个清晨，阎长贵便将这三份卷宗提前送至她的办公室，放置于她阅读文件时常坐的沙发旁的茶几上。同时，他会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上一张小纸条，上面记录着当日的日期、星期以及当天的日程安排。
阎长贵每日往返两次，专程领取江青审阅过的文件，一次在上午，另一次在下午。遇有江青亟需发送或处理的文件，她便会立即按铃，召唤阎长贵即刻前来取件。
江青独自居于钓鱼台的十一号楼，此楼占地广阔，房间众多，共计数十间。除却她的贴身工作人员，鲜有他人造访（李讷与毛远新偶尔会逗留数日）。其办公室、卧室及餐厅均配备了呼叫电铃。电铃一响，即召唤秘书；若连响两声，则是护士或服务员应答；而三声长鸣，则是警卫员的紧急召集。
阎长贵言道，每日江青午休或夜寝之际，方得暂离岗位，即便无休憩之日。若她铃响召见，而应者缺席，那便只能承受责备之苦。
阎长贵、杨银禄、汪东兴本人、刘真以及刘玉庭。）
江青不追“黄片”，生活简朴
阎长贵透露，江青每年都会选择在外地度过上半年的时光，有时甚至长达七八个月。通常，国庆节过后，她便会前往广州小住，稍作停留后，又会前往杭州、上海等地，直至五六月间才返回北京。然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紧接着便会前往北戴河。但令人意外的是，在1967年这一年，她却一反常态，始终留在了北京，未曾踏足其他地方。她的居住地始终局限于钓鱼台十一楼与中南海丰泽园这两处地点。
1967年，正值“文革”的激烈阶段，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副组长，她的日程安排紧凑至极，无论是参加会议、接待宾客还是审阅文件，每一分每一秒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这一年里，作为她的秘书，阎长贵未曾有幸乘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
江青日理万机，除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与会议之外，她的闲暇时光则几乎全部投入到观看样板戏和电影的乐趣之中。每当午餐时分，警卫与护士便会精心挑选数部影片的名称，呈上江青面前，由她亲自挑选其中一部。
阎长贵提及，曾有一则传言流传，声称江青热衷于观看色情影片。实则不然，他未曾亲眼目睹。记得当年，江青曾一同观看法国影片《广岛之恋》，片头男女主角即上演拥抱场面，裸露相见。江青顿时感到不悦，怒斥道：“岂有此理，竟让我看这种低俗之物！”随即愤然起身离席。然而，此事最终并未引起进一步的追究。
“在这个时候，那位政委理应不再认领女儿。”在观看一部以空军为题材的电影时，她指出我国电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分注重技术细节，而忽略了提炼普遍性的问题，导致专业人士难以欣赏，普通观众亦难以理解。
阎长贵透露，就饮食而言，江青的喜好并不算特别奢华，然而在饮食的讲究上，她的要求确实颇为挑剔。自1961年起，直至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程汝明始终担任她的专属厨师。无论江青是前往中南海参会，还是出席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她都习惯性地携带着程师傅同行。程师傅烹饪的菜肴，总能迎合江青的口味。
江青对鸡的喜爱与众不同：她偏爱雏鸡肉，一斤左右的份量总能让她食指大动，而对于老母鸡肉，她却是不屑一顾，唯有老母鸡炖出的汤汁，才能激发她的胃口。每逢此时，程师傅便会将鸡肉加以适量的调料，分给工作人员享用。阎长贵透露，他曾多次尝到这份特殊的鸡肉。
江青将“旗手”改为“战士”。
1967年四月，江青将一篇文章交付阎长贵审阅，该文出自一位当时备受瞩目的京剧表演女艺术家之手。在这篇约6000字的佳作中，作者对江青同志不吝赞誉之词，全文共用了二十余次“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称呼，并将江青誉为“文艺领域里高擎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最坚定、最勇敢的旗手”。
阎长贵审视完毕，随即认为部分内容略有可改进之处，遂向江青进献了两条修正建议。
“没错！没错！”随后她指示阎长贵：“你去通知关锋同志，让他帮我处理这件事。”
“这个建议同样不错，请你一并转告关锋同志。”
“《红旗》杂志是否含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动成分？为何将我文中提及的‘旗手’一词删去？”
“无需向我询问，你应直接向江青同志请教。”
误寄信件，秘书生涯终结
在那年的岁末，阎长贵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由“办信组”转交的来信，信函来自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艺人。信件篇幅冗长，洋洋洒洒近万字。信中，这位女艺人详述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提及她曾以“江青”为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姓更名。她还透露，自己积攒了一些积蓄，愿意将之捐献给党组织作为党费。此外，她还谈到了在“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冲击，并对江青表示了赞扬之情。
“江青同志：此信中提及了您的名字。”
翌日，江青传唤阎长贵至会议室，戚本禹与姚文元在场，她面色严肃地将信重重地摔在桌上，质问道：“为何将此信交予我？其意图何在？”
阎长贵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畏缩地开口：“我恐怕这信的来者与您之间有所瓜葛……”
江青愤然言道：“愚昧！愚昧必然导致错误，必会陷入罪恶！你难道不知，自我抵达延安以来，我从未有过挪动？来，你阅读一下郭沫若的《洪波曲》吧！”
尽管阎长贵遭到了严厉的指责，他却自持清白，心中并无愧疚，对那件事情并未过分在意，依旧如常地投入到工作中。然而，江青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整整一周，她既没有按铃召唤他，也没有安排他送递或分发文件。恰巧，在这段时间里，与阎长贵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返回故乡处理家事。
1968年1月8日深夜，杨银禄完成了奔丧之旅。翌日晨，阎长贵随即陪同杨银禄去拜见江青（此前杨银禄已随同阎长贵在此地居住了三个月，却未曾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态度不佳，对阎长贵大声斥责道：“他已回来了，你还来有何事？速将文件整理好交给杨银禄同志。”阎长贵无奈，只得黯然退出了江青的办公室。
今日，阎长贵将江青的所有文件正式移交给杨银禄。夜幕降临，大约在晚上八至九点之间，陈伯达与汪东兴便找阎长贵进行了谈话。
陈伯达言道：“既然你专长于文字处理，不妨重返办事组岗位。”
汪东兴道：“稍作停顿，我们需按常规流程办理手续，这是员工离任首长身边的既定礼节。”
汪东兴指示阎长贵整理好个人物品，随后将他安排至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行走间，汪东兴面带微笑地对阎言：“你无大碍，我曾查阅过你的档案，正是我精心挑选之人。”他将阎送至警卫连连部后，便转身离去，自此未曾再至。
闫长贵、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医（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
被诬为“坐探”，高层震动
1968年1月9日，对于阎长贵而言，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在那一年前的同一天，他跟随戚本禹踏入了江青的视线；而一年之后的今天，他却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
在阎长贵被隔离的第三日夜晚，陈伯达与姚文元一同拜访。陈伯达询问道：“你现在在忙些什么？”
他说：“在看书。”
陈伯达语气严肃地言道：“何须再翻阅那些书籍，亟需深刻反省自身问题。”紧接着，他继续说道：“王力、关锋、戚本禹，皆非善类……”
姚文元立刻指向他，补充道：“你就是王、关、戚在首长身边安插的楔子！”
阎长贵听闻此言，内心几乎崩溃，难道他们把他当成了“间谍”？
1月23日晚，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位人士共聚一堂与阎长贵进行交流。会面伊始，姚文元便指着众人说道：“瞧瞧今天都来了哪些重量级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嘉宾在此。”（指陈伯达）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长（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
阎长贵心中疑惑，一个小小的干部，究竟做了何事，竟引发了党、政、军高层如此重视的关注？他感到一阵眩晕，不知该如何是好。
翌日，阎长贵接到了通知：“你将被调往他处。”未曾想，这一调动竟将他送入了秦城监狱。
昔日，江青曾诬陷他窃取毛主席的手稿，指责其为首长身边安插的“卧底”。然而，他后来得知，在24日的深夜，相关部门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但最终却一无所获。
监狱里，提审都算是一种享受。
1968年1月24日凌晨，两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将阎长贵押送至秦城监狱，途中乘坐的是一辆配备武器的吉普车。阎长贵当时身着军装，抵达监狱后，换上了深色的囚服。监狱管理人员告知他：“你已被依法收监，你的编号为6820，此后你将被称为‘6820’，请答应，明白了么？”阎长贵表示明白。这个编号可能是因为他在1968年成为第20位被押入秦城的“囚犯”。
阎长贵所居的单间不过七八平米，其中摆放着一架矮小至不足一尺的床铺，床上铺着污渍斑斑的床单和被褥。屋角处，一间简易的便器和洗脸池紧邻墙角。头顶上，一盏灯整夜不息地照耀着。身处其间，他毫无睡意，试图向门外站岗的守卫呼唤：“同志……”话未说完，便被一声严厉的喝问打断：“你叫什么同志？”他顿时缄口不言，心中暗想，今后怕是连“同志”的称呼也听不到了。
他日复一日，清晨的餐桌上总是窝头、稀饭与咸菜相伴，偶尔也会尝到馒头的滋味。菜肴以大锅烹煮的白菜、萝卜为主，米饭则难得一见。春节之际，家中会准备一些饺子，有时还会分发些许水果。
他未曾领略过饥饿的滋味，未曾遭受过身体的苦痛（仅有过一次上午的罚站经历），然而，精神上的磨难却足以让人意志消沉。起初，书籍和报纸都被剥夺，甚至连他入狱时林彪所赠的《毛选》合订本亦被收缴，他每日只能无所事事地坐着。
为了消磨时光，他不断地数着床头暖气罩上的孔洞。随后，他开始反复吟咏那些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流传千古的唐诗宋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创作诗歌。
直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后，境况方略有改观：每日他都能收到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则能领到一本《红旗》杂志；此外，那些被没收的《毛选》书籍也悉数归还。他珍视这些读物，将它们堆叠起来，反复研读。他感慨道，在单人牢房中，孤独与无助之感尤为强烈，以至于提审都成了莫大的慰藉，因为那至少能与人交谈。在秦城监狱度过的七年多时光里，提审次数寥寥无几，仅两三次，且并未揭示出任何关键性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抵达监狱，随即向他宣告：“中央已作出决定，准予你获释，并将你送往湖南某农场进行劳动，以等待最终结论。”这一消息，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两遍。他喜出望外，尽管对那遥远且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的滋味一无所知，但至少他得以摆脱牢笼的束缚。
阎长贵被拘禁之事，鲜为人知。在那七八年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家人音信全无，父母和妻儿对他是生是死一无所知。然而，当他被送往农场后，他的首要之举便是向家中写信。随后，父母、妻子和儿子纷纷来到农场，他们在那里安了家，与阎长贵团聚。
1975年岁末，他重返北京，前往《红旗》杂志社领取物品。途中，偶遇了昔日同事况浩林，她不禁惊呼：“你竟然还健在！”话语间，双手紧紧相握，眼眶湿润，泪水悄然滑落。
首先，其涉嫌企图借助伪造的文件来误导。（指转给江青的信）一、诬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二、庇护“五一六”组织成员吴传启。社科院哲学所学术秘书、林聿时社科院《哲学研究》前编辑部主任留党察看一年。
阎长贵坚决否认这系无端指责，起初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对方提及江青，称：“这是首长所定的结论……况且对你的惩处并不严厉。”他心想，自己已被囚禁七年有余，如今还要额外留党察看一年，这怎能说是轻微的惩罚？那时江青依然掌权，为了求得一份工作，他无奈之下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
（晚年阎长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正式对阎长贵同志进行了全面平反，并决定将他重新安排回《红旗》杂志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