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刊了学术期刊《文学遗产》。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编辑部一致同意将我调入该所。
在所务会议上审议我的个人人事档案时，七位领导均表示一致赞同。五位所长、两位书记人事处的一位领导持有不同见解。她指出，王学泰的历史背景颇为复杂，因此认为他并不适合在社科院工作。
陈荒煤老所长表示，他连“三青团”都未曾加入，何来复杂？不过是周围人将他复杂化了。
陈先生所言极是，北京宣告解放的那一年，我年仅六岁，正在上二年级。那时的我，连加入童子军的资格都不具备，更别提“三青团”了。每天清晨踏上校园之路，目睹童子军们头戴圆形帽，手持军棍，腰间皮带上挂着法绳，他们严谨而神气地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纪律，检查我们的手是否洗净，脸是否清洁，那份认真与威严让我不禁心生羡慕。“童子军”是那个时代最年轻的一群，而我，只能接受他们的检查与指导。
实际上，我的个人历史颇为简单。自七岁起，虽不敢断言日日都有，但每月至少能觅得几位见证者。六十余载的人生历程，无论是在校求学还是步入职场，我都未曾踏出国门半步。一生未曾加入任何团体，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各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之时，亦然。
确实如此，无论是重大故事还是重大事故，都经历了三次。
1958年10月首次。
身为高中生，我曾投身于农村劳动，参与深耕土地，致力于种植高产小麦田，目标定在次年实现每亩产量高达十二万斤。
我提到，一袋最多可装200斤小麦，那么120万斤小麦需要6000袋。每袋小麦平铺在地上，其占地面积为6平方尺。一亩地能够容纳1000袋小麦，因此6000袋小麦需要堆叠6层，其高度相当于一栋房子。我好奇，究竟需要怎样的麦秆才能支撑起这6000袋小麦呢？
在那个年代，组织结构趋于军事化，这一观点是在“连队生活会”上我所提出的问题。问题上报至团指挥部后，负责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的学生，他刚刚被晋升为教导主任，身上带有浓厚的“少共”气息，行事果断，充满激情。听闻此言，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在与党的方针政策唱反调！竟敢质疑“大跃进”的口号，不相信党报所宣扬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被视为政治错误，必须予以严厉批判，彻底肃清其负面影响。
随即，我们校组织了一场面向全体下乡劳动同学的辩论盛会。在“社会主义大辩论”盛行的年代，辩论之风盛行，实则往往演变为一场批判的盛宴。针对我的“反动言论”展开辩论，同学们纷纷情绪高涨，纷纷登台发表见解。
大会结束时，新任教导主任。（当时称作“团政委”）即时作出决定，将我开除并令我返回学校，严令我不得在此地对“大跃进”运动泼冷水。
这是我首次在人前“露面”。我低垂着头颅，偶尔也会悄悄瞥一眼下方同学们或真或假的愠怒表情，心中不禁感到几分惊讶。
重返位于骑河楼的城市学校，留校的师生们正忙于筹备大炼钢铁的工作。为避免同学们的询问，我选择未返校园，而是每日奔波于“北图”，沉浸在书海之中，以此来打发时光。
回乡的校友重返校园，随即在班级内召开了一场批判大会。会上，他们又追加了一项新罪名——逃课并规避“大跃进”的号召。那年，我年仅十六岁，正处于思维活跃、充满好奇的年纪，这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教育。
1964年7月大学毕业。
自1962年秋季起，便不断强调“阶级斗争需日日论述”，局势遂日益紧张。自此，自学校管理层、教职员工至学子们，无不习得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审视周遭，对周围同窗的言行举止亦无不加以留意与审视。
在我所在的班级，1962年秋季的班干部选举过程中，由于未能完全遵从系党总支的指示，部分人暗中策划，选出了几位与领导意图相悖的班干部。这一行为，遂演变成了一场近乎“反革命事件”的“选举风波”。
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在研究高校中的阶级斗争时，将此类“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对党的进攻的警示信号。（1962年，北京部分高校的特定班级未能遵循组织既定方针选举产生班干部，此事件最终被定性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毕业之际，我们班班级同学近百人。在若干“选举事件”中活跃的积极分子们，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仿佛预感到即将面临不测。在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临近毕业的数月间，紧张的氛围犹如剑拔弩张，弥漫在系内每个角落。系里的领导态度强硬，大有“制裁”之势，同学们无不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之下，忧虑毕业的关卡将会异常艰难，甚至需付出极大的代价。部分同学已经做好了承受打击的准备。
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鉴定”环节与昔日大相径庭，其独特之处在于，在正式进行鉴定之前，先行开展了一场“思想清理运动”。应届毕业生需在完成“思想清理”的程序后，方可进行鉴定。
这项运动的公开表述是，每位同学在毕业之际，需将大学期间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涤荡，以轻松的心态踏入社会，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前年（2011年）在北京档案馆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于1964年7月18日发表的，针对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文。
本次鉴定的核心目标在于审视学生“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的根本取向”，以便领导层得以全面了解。特别强调，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领导需特别关注并甄别涉及“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议题的“错误”与“反动”思想。相关内容需详细记录入档，以便用人单位了解。对于通过“保卫途径”获取的关于学生“反动思想”的内部资料，虽无需与学生直接沟通，但仍需“隐蔽处理”，作为人事档案的一部分，转交给用人单位。由此可知，当时“思想清理”与“毕业鉴定”的实际意图在于强化对大学生的管控。
鉴于上头的压力加大，下层的活动自是热闹非凡。那些自认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协助下，一个个泪流满面，进行自我反省，痛斥往昔的错误，以期顺利过关。在我眼中，这一切似乎颇有些滑稽戏的意味。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我反复检查，自认为内容已经足够深刻，却无人关注，既无通过之音，亦无驳回之语，似乎已被置诸一旁，无人问津。
随着思想清理运动的阶段性结束，在8月初的一个阴霾多雨的午后，系总支召集了中文系的全体毕业生。（近四百人）公告：运动转向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问题，工作重点从思想整顿转向清理所谓的“反动学生”。随后，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由北京市委制定的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自此，先是全班，继而是全系，斗争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实际上，问题又算得上什么呢？北京有一句老话叫“拾鸡毛拼扫帚”，意思是把零散的小事累积起来，有时也能形成不小的规模。而我平时喜欢闲聊，话说多了难免出错，凑成一把“扫帚”实在是轻而易举。
在阶级斗争的浪潮中，我意外地引起了上级的注意，这并非偶然。正如前文所述，“爱聊天”的习惯有时亦伴随“风凉话”的流露，这在当时大张旗鼓进行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无疑是容易被注意到的。此类人物在内部排队时，最不济也会被归类为“中右”，稍有不慎，便可能被贴上“右派”的标签。，也带有些偶然性。
我在北京工农师院就读。（该学校于1962年正式融入北京师范学院）彼时，张闻天与他的独子张虹生同住一室，床铺并排，即便夜幕低垂，灯光熄灭，二人亦能低声交谈。
张虹生幼年遭遇1942年入狱新疆3年，脾气不好，得罪过系里领导和某些教师，但与我关系不错。当时处在困难时期，天天饿肚子，我们经常一起去饭馆改善生活。在吃饱饭后，就是谈天说地，这样就难免言及困难的根源和党内高层的斗争。
据他所述，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曾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毛泽东则是辅助周恩来处理军事事务的第三、四位领导人。他曾提及，在“三面红旗”、“反修斗争”等重大议题上，党内高层意见并不统一。诸如后来众所周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必载史册”的言论，以及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不公正批判，这些我都已有所耳闻。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民众有知情权，然而在那个年代，此类信息却隶属于绝密范畴。
此外，我几位校外的友人，每逢假期便会聚首一堂，畅谈无际。自张虹生那里得来的消息，自然而然地也流传到了他们之中。
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青年学子普遍树立了自我保护的意识，鲜少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表那些主流思想所不容许的言论。深度的思想碰撞与交流，往往局限于亲戚之间或那些无利益纠葛的朋友圈中。
那些校外好友，自幼便与我们一起成长，却各自就读于不同的学府。所谓“偶然性”，便体现在原本并无直接利益纠葛的友情，竟在转瞬间演变为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校园同窗。
领导小组中一位名叫鲍的助教，他平日里协助政治辅导员工作，对我和那位同班好友都颇为了解。出于想要树立个人业绩的愿望，他采取多种手段，试图说服那位朋友对我进行检举。种种巧合汇聚一堂，这无疑仍算得上是“小概率”的事件。
陷入这场“低概率事故”的漩涡，不禁感慨命运的无常，系里的领导却庆幸“捞到了一条大鱼”。（当时总支书记语）。
在这学年，全校共有超过一千名学子踏上毕业之路，然而在这众多毕业生中，被公然冠以“反动学生”之名的，唯有我一人。（据悉，中文系每班均有两名所谓的“内定”“反动学生”，总计全系达八名。）平日里在校园中鲜有人知，此次却成了声名狼藉的存在。
自1949年以来，我国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经历了多达五六十次的政治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影响深远。（如整风反右）偶尔，火势亦蔓延至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然而，将大学生作为重点清理整顿对象的，则是1963年至1965年间开展的“清理反动学生”运动。至1978年底，据高教部学生司负责人透露，这场运动共清理出超过一千名相关人员。
一是劳动教养三年；二是劳动教养两年；三是劳动考察三年；四是劳动考察两年。
经过三年的劳动考察，我有幸参与了由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组织的农场劳动。然而，由于“文革”的影响，我的归校之路被延期，直至1969年初方才重返校园。随后，在1971年，我被分配至房山工作。
1975年初，第三次严重事件发生。
自1972年至1973年间，尽管“文革”尚未画上句点，但政治氛围相较先前已有少许宽松。自1971年9月林彪事件以来，除少数人外，多数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并未从那场盛行的革命运动中获益，反而普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曾经炽热的信仰，逐渐消散，当人们回归平静后，对往昔的荒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尽管如此，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依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粉墨登场；然而，在私下里，他们却敢于悄然吐露真言，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平衡。
“一人说谎片刻不难，然若终身谎话连篇，数十年如一日，其中艰辛，实属难上加难。”或许唯有那些权势显赫者，方能如邵燕祥先生所言，笔走龙蛇，口中虽无真情流露，却能口吐铅字。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却是难以企及的高度。
流言蜚语、非议指责、小道消息，乃至恶言相向和诽谤中伤。这种情绪引发了“四五”。。
即便是最为胆怯之人，亦难免在某个时刻，忍不住要对社会上那些极端行径发出一声怒斥。革命行动然而，最终还需添上一句：“这些极端‘左’倾的做法，皆源于林彪等人所倡导。”如此一来，似乎便能稳妥许多。
自然，我亦难以免俗。身为凡人，不免有时在表面上保持沉默，而在私底下却言辞纷纷，这些行为虽不合君子之范，却也难以避免。
我对“批林批孔”现象深感厌恶，即便是那些能够震撼千载的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被改成了“小丑一去兮不复还”，这让我无言以对。
更有甚者，那时的风气竟将孔子之名随意牵附于各种批判之上。例如，抨击“走后门”现象，便将之与“子见南子”事件相提并论；指责“男尊女卑”观念，则与“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法挂钩；批评“英雄史观”，便引用“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豪言；而针对“复辟倒退”的指责，则引用“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慨。此类做法荒谬至极，可悲至极！
1974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明确指出：“批判林彪，揭露其路线的极右本质，实质上是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我在1973年除夕之夜收听到这篇社论的广播时，便敏锐地察觉到风向即将转变，且趋势将愈发激进。果不其然，紧接着便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运动。然而，这一次的极“左”倾向，却鲜有基层群众积极响应。
观其极端言论（诸如为防止“卫星升空，红旗坠落”，推行所谓的“全面专政”等措施）仿佛意图唤起民众的革命热忱，仿佛要重返那1966年的岁月。
自1972年起，民间的不满情绪、各种言论以及小道消息的流传逐渐演变成一种难以阻挡的惯性。当局将这些视为“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持续增强打击力度，并时常以“务必关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路线斗争的新动向”警示各级领导。与此同时，各部委、各地区也纷纷采取各种手段，以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自然北京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偶然的事件将我牵涉其中。
此次事故尤为严重，我成为了被打击的主要目标，未经过任何群众运动，便直接踏入了专政机关的领域。起初，我受到了房山县公安局的传唤，紧接着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拘留。
1976年，历经“四五事件”的冲击之后，正当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浪潮，我的问题性质于5月10日再次被加剧，随之而来的是逮捕证的填写。在“文革”期间，常常出现以拘留代替逮捕的现象，即不对嫌疑人进行逮捕，而仅在看守所内进行拘留，甚至有些人的拘留期限长达数年之久。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下，被告于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平反之后，据我弟弟所述，您的案件已被提出来供群众讨论，他的一个在友谊宾馆任职的朋友曾亲眼目睹。在那个时期，一旦案件被称作“交由群众讨论”，往往意味着结果不容乐观。经过这样的讨论，我的案件恐怕已是人尽皆知了。
然而，除了那些早已相识的人，单凭“讨论材料”中记载的“恶意诋毁无产阶级领导核心，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批林批孔运动”，无人会因这几句空洞的指控而铭记王某。毕竟，在批判运动、清查队伍、打击三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此类指责早已司空见惯，鲜有人会对此予以重视。
在我所在的房山文教系统，大家对于一名被判13年“现行反革命”罪的人选感到震惊。自7月26日我被判刑以来，全县批斗大会便提上日程，然而，这场大会却遭遇了种种波折，最终未能成行。最初定于7月28日召开，但不幸遭遇大地震，抗震救灾使得会议时间推迟。后来，会议日期被定在9月10日，但毛主席于9月9日离世，紧接着“四人帮”也被推翻，因此，批斗我的全县大会也就此取消了。
汪曾祺先生曾言：“幸得成为右派，否则我那本就平凡的人生恐怕会更加无奇。”
汪先生，高邮之子的他，历经抗日战争的烽火，辗转于大西南的山水之间，亲身经历日本空袭的惊心动魄，曾在“西南联大”深造，沐浴于诸多前辈大师的教诲之下。他跟随沈从文先生学习小说创作，后来又投身于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之中，该剧至今仍广为传唱。他的小说亦独具一格，深受读者喜爱。
他如此表述，至于像我这样在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所接受的是驯服工具的教育，加之正值那个禁止读书的年代，正如李泽厚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鲁迅思想分期》一文中所述，我们这一代人在长期的外界压力与内心挣扎中，知识储备有限，而悔恨却颇多。与汪曾祺等前辈相较，我们显得更加平凡，更缺乏谈论过往的底气。
得益于这三次的历练，我得以领略世间百态，耳闻诸多鲜为人知的奇闻，眼见几位世间少有的“怪人”。这样的经历在同辈中实属罕见，提及之时，犹如那位“进城”多次的阿Q在未庄向小D、王胡炫耀一般，不免陷入“津津乐道”的尴尬境地。
诚然，我心中怀有真挚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晚辈们无需再承受类似的遭遇，愿我国不再出现此类不幸的故事。
作者简介
王学泰，生于1942年于古都北京，1964年自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圆满毕业。他是一位在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在退休之前，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他的著作包括《重读江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监狱锁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