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回忆改革四君子，那些改变历史的青春激荡岁月
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时光荏苒，回首往昔，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还在昨天。1979年那个雪花纷飞的下午，我和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
那一刻，我心中既紧张又兴奋，因为我们即将为国家的未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想来，那段经历改变了我们四个人的一生，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01
1978年秋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说实话，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能够进入这个全国顶尖的学术殿堂，主要靠的是几篇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和面试时的表现。
虽然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对经济问题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西北，见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问题，我总是在思考：这套体系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在社科院，我遇到了黄江南。这个同样来自地方大学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理论功底扎实，思维敏锐，最重要的是，他和我一样，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岐山，你觉得计划经济的症结在哪里？」有一次，江南这样问我。
「我觉得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我回答道，「关键是要找到计划与市场的平衡点。」
就这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问题。后来，朱嘉明也加入了我们的小圈子。这个文笔很好的年轻人总能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说得通俗易懂。
黄江南与朱嘉明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骑着自行车去香山。那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我们的理想，一路颠簸到山脚下。在那棵大树下，我们经常讨论到天黑，有时甚至会忘记时间。
「我们应该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江南有一次提议道。
「办个讨论会怎么样？」我建议。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但我们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帮忙组织。就在这时，我们认识了翁永曦。
02
翁永曦是《农民日报》的记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当过知青，做过大队书记，人脉很广，办事能力也很强。更重要的是，他和我们一样，都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你们这个想法很好，我来帮你们组织。」永曦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1979年的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在《农民日报》社举办了第一次讨论会。原本只通知了三四十个人，结果来了五六十人。小小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年轻的面孔，大家围成几个圈子，热烈地讨论着各种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路，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些新的做法？」一个清华的研究生站起来发言。
「关键是要有理论支撑，我们不能光凭热情。」江南接过话头。
看着台下那些充满激情的年轻面孔，我内心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着国家的未来。
讨论会的成功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第二次，我们借了北师大的教室，来了一百多人。第三次，连教室都装不下了，我们借到了市委党校的大礼堂，来了上千人。
「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武功！」有人在台下大声喊道，引来一阵哄笑和掌声。
这句话很快成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座右铭。无论你来自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只要有真知灼见，就能在这里找到共鸣。
03
1979年初，国家又开始提出各种大建设项目。整个社会再次被「大干快上」的热潮裹挟着前进。但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现象有着本能的警觉。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都会付出代价。中国的计划经济总是在「平衡—危机—再平衡」之间循环，而现在，各种迹象都表明新一轮的危机正在酝酿。
在一次小聚会上，江南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担忧：「各位，我觉得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很危险了，再这么下去可能要出大问题。」
「你是说又要来一次经济危机？」嘉明问道。
「很有可能。按照现在这个投资规模和结构，明年的经济形势会很严峻。」江南点头确认。
听到这话，我心中一动。如果江南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判断反映给上级部门。
「我们可以写一份详细的报告，通过正当渠道上报。」我提议道。
大家都同意这个想法。于是，我联系了北京市委党校，借到了后面一间很少有人使用的小屋子。
那是1979年的深秋，北京已经很冷了。我们四个人带着厚厚的资料和几箱方便面，在那间简陋的小屋里「闭关」了一个星期。
屋子里只有几张破旧的桌椅，暖气还没有供上，我们只能穿着棉衣工作。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我们来分工：江南负责理论分析，嘉明负责文字润色，永曦负责数据整理，我来统筹协调。」我安排着工作。
白天各自写作，晚上聚在一起讨论修改。那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我们完成了这份后来被证明具有预见性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大胆预测1980年农业将零增长，轻工业会负增长，重工业的负增长幅度会更大。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送上去？」拿着厚厚的报告，永曦有些紧张。
「都写到这个份上了，不送上去怎么对得起这一个星期的泡面？」我开玩笑说，但心里其实也很忐忑。
这个预测报告能上达中央，得到中央领导人认可吗？
04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报告很快通过正式渠道上达了中央，而且中央领导人还决定召见我们面谈。
1979年年末的那个下午，当我们四个年轻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几位中央领导人时，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
「你们的报告我们都看了，分析很深入。」陈云副主席开口说道，「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详细解释。」
江南作为我们的主要理论阐述者，详细地说明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我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为他捏把汗，但他的表现很出色，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你们建议怎么办？」一位领导问道。
江南说出了我们的建议：「控制需求，稳定物价；放缓发展，注重调整；减慢改革步伐，加强协调；大的集中，小的分散。」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我能感受到领导们在认真思考我们的建议。
陈云副主席沉思了一会儿说：「'放缓发展'这个提法可以考虑，不过我觉得'放'字不如改成'节'字更合适。节约发展，有节制的发展。」
听到这话，我心中一阵激动。一个「节」字的修改，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放缓」容易给人消极的印象，而「节制」则强调的是科学发展、有控制的发展。
这次对话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首次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表述，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预测得到了验证。1980年，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调整。
05
从那以后，我们四个人的合作更加密切了。我们经常一起调研，一起写报告，涉及各个领域。每次发表文章时，我们都会联合署名。
「为什么你们总是四个人一起署名？」有记者问过我们。
「因为这些思想是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谁也离不开谁。」永曦回答道。
起初，人们称我们为「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开始叫我们「四君子」，这个称呼就传开了。
关于「四君子」，民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翁永曦的脑，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笔，王岐山的腿。
每次听到这个顺口溜，我都会笑。说我是「腿」，主要是因为我总能弄到最好的交通工具。那时候我有一辆摩托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这确实为我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但实际上，我们四个人的分工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更像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但同时又能相互补充。
江南理论功底深厚，善于从宏观角度分析问题；嘉明文笔很好，能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复杂的观点；永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基层情况；我则在统筹协调方面比较有经验。
翁永曦
06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能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发出自己的声音，确实是时代的幸运儿。
首先，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发表的机会，这为我们提供了平台。
其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个理想把我们四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
再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能够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敢于说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我们能够提出「放缓发展」的建议，这需要相当的勇气。
虽然后来我们四个人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那段共同奋斗的经历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我进入了政界，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江南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嘉明也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永曦则一直关注着社会发展。
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当年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香山脚下的讨论，千人大会的激辩，中南海里的汇报，这些经历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
「还记得当年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吗？」有一次聚会时，江南问道。
「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武功！」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都笑了起来。
这句话至今仍然是我的座右铭。在人生的道路上，出身、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
07
现在，当我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心中满怀感慨。我们四个年轻人能够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四君子」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认可，更是对那个时代年轻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象征。在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敢想敢说、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够顺利推进。
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才俊已经步入老年，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和责任担当，至今仍然激励着我。
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想对今天的年轻人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都要有为国家、为人民担当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正如我们当年常说的那句话：「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武功。」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够留下足迹的，永远是那些敢于为真理发声、为国家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