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3日，西北野战军在旬邑县马栏镇波头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为响应中央提出的“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去”的号召，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会上，彭德怀提出要大踏步前进，出击西府，去逮胡宗南的“宝鸡”。
彭老总风趣地说：“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平时鬼都不上门。可决定重大的战役行动，还是要发扬军事民主，万万马虎不得。”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在会上强调，去捉“宝鸡”，困难很大，要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出其不意，抓一把就走。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表示，“打宝鸡我没啥意见，但是作为战役指挥的各级指战员，不要过于乐观。因为我们是从胡、马之间的夹缝里打出去，陷得太深了，有很大的冒险性！”
会议最后决定，立即举行西府战役，相机夺取宝鸡。
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向胡宗南之远后方西府、陇东进军。图为司令员彭德怀号召部队向西府进军
西府，是指西安以西泾渭之间的广阔地区，它的中心是生产西凤酒的凤翔，西头是铁路公路交汇的工业重镇宝鸡。然而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区域，彭老总却罕见地遭遇一场失利，最危险时，旁边的院子都被马家军占领，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催促彭总赶紧离开，“不然要当俘虏了！”
“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
若干年后，彭老总在《彭德怀自述》中，直言不讳地对这次战役做了自我批评。
当西北野战军在栒邑县、耀县集结时，胡宗南惧怕西北野战军渡过泾河，长驱直入西府地区，夺取陇海铁路沿线工业重镇及补给基地宝鸡，切断川陕交通。同时，他也惧怕西北野战军渡过泾河后转兵东进，直逼咸阳，威胁西安。
于是，他令裴昌会兵团由耀县、铜川县（今铜川市）、宜君县、蒲城县，速向三原县、富平县集结，准备西援。在裴昌会兵团行动之前，他将防卫西安的青年军第203师主力运到永寿县监军镇一带，企图加强泾河防线，迟滞西北野战军的渡河行动。青海马步芳部整82师奉国防部命令，从甘肃省镇原县向陕西省长武县、邠县开进。
在攻打宝鸡前， 王震作战前动员
但西北野战军按照既定部署，长驱直入，连续攻克10多座县城，歼敌2000余人。尤其是攻占宝鸡，击毙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七十三师中将师长徐保。攻占宝鸡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解决了参战部队的穿衣、吃饭问题，还调动胡宗南主动撤出了占领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延安。
然而，由于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仍能迅速集结十余个旅的兵力，更没料到矛盾深重的胡宗南和马步芳竟然联手夹击我军。此刻，西北野战军正面临一场恶战。
当西北野战军以凌厉之势逼近宝鸡时，胡宗南大为震惊。他严令裴昌会第5兵团5个整编师11个旅，从富平县、三原县分三路驰援宝鸡，并调遣其他部队堵截：（1）以整30师、整65师为右路，沿西凤（西安—凤翔）公路北侧西进。（2）以整36师为中路，沿西兰公路、陇海铁路平行西进。（3）以整1师为左路，也沿西兰公路及陇海铁路平行西进。（4）以整38师由乾县北上，到长武县亭口地区堵截。（5）以青马整82师由陇东南下，向长武、亭口疾进，也执行堵截任务。
胡宗南
在西北野战军主力向西突击进攻宝鸡时，青马整82师2个团趁第6纵队新4旅南下之机，向右路阻援部队第2纵队教导旅长武县阵地发起攻击，遭到坚决抵抗。1948年4月24日，青马整82师师长马继援增调兵力，以步骑4个团再次发起攻击。教导旅放弃长武县城，退至长武县冉店桥、亭口组织抵抗。
青马骑兵发挥运动快的特点，从侧翼迂回；而教导旅缺乏打骑兵的经验，采取打步兵的战法，节节抗击，效果不佳。25日，青马整82师猛扑冉店桥，并向亭口进攻。26日，教导旅在予国民党军重大杀伤、自己也受到一些损失后，经麟游县崔木镇南下，向主力靠拢。青马整82师则直逼崔木镇，威胁西北野战军的侧后。
对于西北野战军进军西府，蒋介石认为非常有利于国民党军的围歼。于是，他命令胡宗南部以主力轻装尾追，命令马继援协力向西南堵击。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严令裴昌会兵团星夜向宝鸡驰援，企图与马继援部夹击西北野战军于宝鸡地区。4月25日，裴昌会兵团先头部队在扶风县东部杏林镇与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发生战斗。
面对国民党军两面夹击的形势，彭德怀决心争取时间先使主力部队稍加休整，再寻机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四个旅及青马1个旅。这样，在粉碎国民党军的夹击企图、抢运宝鸡大量弹药物资后，主力部队北上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
西北野战军攻击栒邑时， 民兵协助侦察敌情
1948年4月27日下午，裴昌会兵团主力抵达岐山县益店，青马整82师从长武县向麟游县崔木镇疾进。28日，裴昌会兵团逼近凤翔县。西北野战军左路阻援未成，右路抗击受挫，主力已陷入背水侧敌的被动地位。情况急剧变化，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乘机收复陇东。
国民党整编第82师马继援部相当猖狂，再次袭击六纵教导旅，4月29日攻占旧永寿县、旬邑等地，切断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马继援占了点便宜之后，狂妄之极，对外宣称：我们不能把陕北的共军消灭完，否则老蒋会把我们调到山西战场去。
蒋介石和胡宗南也借此机会大造舆论，还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战区参观采访，大力吹捧马继援。胡宗南在给马继援的祝捷电报中称：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兄足以当之云云。
马继援
彭德怀的司令部设在距离宝鸡市区15华里的马家山，他仅仅带着一个警卫班在那里，口述电报指挥部队撤退。马家军的骑兵行军非常迅速，不一会儿，就有警卫战士进来报告，敌人已经进入村子。彭总像没听到似的，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甘主任，张宗逊副司令在二纵，你去一纵吧，情况很紧急，敌我双方搅在一起，万一互相联络不通，要发扬各自为战的精神。”
甘泗淇带着警卫员走了，临出门，又回过头说：“彭总，现在情况不同一般，你要注意安全。”
彭老总挥了挥手。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身边的人都沉不住气了，催促彭总赶紧离开。彭总不加理睬，仍然对参谋人员口述电报，他一口气口述了四份命令部队撤退的电报。
这时，村子里脚步声四起，连敌人说脏话的声音都听见了。不一会儿，隔壁院子被敌人占领。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连忙催促：“彭总，再不能耽误，不然就当俘虏啦！”
彭总走到门口，侧着耳朵听了听。这时，天近黄昏，暮色朦胧，村巷里人喊马叫，到处响着砸门声。彭总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囔着：“要死的可以，活的没门！”说着把手枪提在手里，朝外就走。
彭老总，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
在警卫班战士的簇拥下，彭老总一行人借着暮色掩护，从敌人的窝窝里从从容容地溜了出去。当他们走出四五华里，回头望了望，见在夜色朦胧下的马家山已经模糊不清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彭总竟轻声哼起来京剧《薛平贵回窑》：一马离了西凉界，青是山，绿是水，护花世界……
彭德怀与甘泗淇
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彭老总在仅有屈指可数的警卫战士的情况下，一直被敌人紧追不舍。直到七天以后，他们和野战军主力部队会合，才算脱离了险境。5月7日，彭老总才安全回到野战军司令部。
在总结会上，彭老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着自己的额头，沉痛地说：“彭德怀呀彭德怀，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两家的矛盾，就没有看到胡、马两家在反革命方面的一致性……”
危急关头，彭老总收到周总理转来的一条绝密情报
彭老总能走出来，当然是由于他临危不乱的镇定，但彭总之前从未在宝鸡一带打过仗，对当地地理、道路并不熟悉，要在敌人大军追击之下，依靠可以忽略不计的警卫班，从重围中突出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来，当彭老总向中央汇报撤出宝鸡的计划时，周总理转来一条绝密情报。详细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体上说明了敌人各路兵力驻扎之处。有了这样精准的情报，彭老总自然就更有底气了。
彭老总战后专门找到周总理，问是谁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周总理笑而不语。
彭总是个直性人，肚里藏不住话，便大咧咧地再问，是不是熊向晖同志又发挥作用了。
周总理仍是笑而不语，彭总也明白隐蔽战线保密的重要性，也就不再多问，只是请周总理代为转达对那位卧底同志的谢意。
彭总提到的熊向晖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最深的特工，他甚至成为胡宗南最信任的机要秘书，为西北野战军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包括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但这条救了彭老总的情报，却不可能出自熊向晖，因为此时的熊向晖，已经去了美国，不在胡宗南身边了。
熊向晖
这份情报最可能的来源，是陕北边保安插在胡宗南内部的“吕出七人组”。
他像一把利剑，插入了胡宗南的“咽喉”
吕出是陕西华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15岁到潼关前线，应征进入胡宗南第一军童子军。之后被选进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习通讯技术，毕业后每天负责抄译新华社电讯稿。一个15岁的娃娃，本身没有什么判断力，误打误撞进入了国民党部队，但因为每天看大量的新华社电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被漂‘白’之前，他先被染‘红’了”。
抗战胜利前夕，吕出在领导了一场罢工后，离开了胡宗南部队，加盟了曾任冯玉祥贴身警卫的爱国将军高树勋的部队，并当上了无线电排的上尉排长。1945年10月，高将军率领两万余官兵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这其中也包括吕出。
很快，吕出就被挑中，回胡宗南部潜伏，从事情报工作。通过之前在通讯训练班的校友关系，吕出很容易就潜伏了进去，当了一名中尉报务员。在校友的关照下，他很从容地进入了胡宗南的要害部门担任机要工作。
不过有过去关系好的同学怀疑地问吕出，“我猜你这次回来即使不是红色的，至少也是粉红色的？”吕出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同学们也很聪明，没有深究。后来，吕出发现有几个同学在他面前丝毫不掩饰他们对“敌人”共产党的好感，他就跟他们交待了底细，把他们发展成了同志，成立了情报小组，吕出小组的同志包括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和纪义。
吕出情报小组成立后，仿佛一柄利剑直插胡宗南的“咽喉”，报务员手下掌握有多少情报，这是不用怀疑的。原本通信员、译电员和情报员是互不往来的，但因为都是同学，这种同学关系给吕出带来了很大方便，“可以说有线电、无线电同仁都是我的朋友，在猎取情报方面，还是比较容易并且安全的。”
“边保”建立了一座专用电台，专门接收“七人小组”发来的军事情报。
“七人小组”传送情报的方式是“打时间差”，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往后推迟六个小时，而提前二至四小时将胡宗南总部的作战电报发给延安周恩来处。边保情报科的专用电台收到电报后，再送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这样，我军提前八至十小时获知敌军动态，有了充分的时间应对。
1949年4月下旬太原解放，胡宗南的东边已经没有屏障了，摆在胡宗南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战，要么退。吕出情报小组忽然得到消息，说胡宗南打算放弃西安，转而进川。这个消息着实让吕出吃了一惊，因为西北野战军一直在做着攻占西安的准备，包括让他们搜集了西安城区图、西安城防工事图、西安一些重要人员的住宅电话……
这边要攻，胡宗南那边似乎又要跑，如果胡宗南真的放弃西安，西北野战军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就要做重大调整。如果胡不进川，会不会同解放军进行殊死搏斗呢？消息必须准确。
5月8日，胡宗南召集其核心机构开会，情报小组成员李福泳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为南逃而商讨的会议。于是给当时驻扎在三原的吕出发了密电，吕出立刻赶回了西安。在通济坊的灯红酒绿之所找到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装做漫不经心地询问胡的计划，唐西园意味深长地对吕出说：“蒋总统还有个后方是台湾，胡先生的后方在哪里？”
一句话，已经足够了，5月12日吕出给延安方面发送了电报“胡决定，南逃川滇”，短短七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听说彭老总拿到胡宗南的撤退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如今说起这些，吕出依然有些骄傲。
周总理曾说过：“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他高度评价过解放军的情报工作人员。吕出就是这样深潜在敌营的解放军情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