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傍晚，罗布泊上空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还在扩散，爆心地数十公里外的简易指挥棚里，一位身穿旧呢大衣的上将摘下望远镜，轻轻呼了口气。陪在一旁的技术人员小声提醒：“陈司令，检测数据出来了。”他点点头，脸上看不出惊喜，只把帽檐压得更低。那人正是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鲜有人知道，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场的道路、洞库、通信掩体，全由他一锤定音设计。
工程兵在解放军序列里向来显得低调，任务却硬得很。戈壁里温差巨大、风沙无情，夜里零下二十度，白天能晒脱皮。陈士榘守在前线两个月，鞋底磨穿三层。身边参谋私下嘀咕：“老首长真是不要命。”他只是笑笑：“仗没打完，工程就不能停。”一句话压住所有抱怨。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年，北京西郊另一间办公室里，总参谋长杨得志收到试验成功的密报后，第一句话竟是：“陈士榘又立头功。”随行秘书以为听错，再三确认，杨得志才笑说：“当年我是他手下，他干成这事，我高兴得很！”
往前推二十五年，1939年春，山西吕梁山区乍暖还寒。115师师部召开作战会议，陈士榘初次以师参谋长身份坐镇。底下两位团长，一个叫杨得志，一个叫李天佑，正争着要抢攻河口镇。陈士榘不急不躁，铺开手绘地形图，只用半支粉笔圈出伏击点：“主攻让686团，685团在侧翼掩护。”杨得志当场服气：“听老陈的。”从那以后，“参谋长”三个字在他们心里分量极重。
抗战后期，罗荣桓、陈光北上山东，115师主力编入山东纵队。陈士榘随军到胶东，几个月里夜行百里、白天整训，山东根据地很快连成片。胶东老百姓背地议论：“八路军里来个陈参谋，行军如织布，打仗像绣花。”夸张归夸张，却准确点出了他的用兵细腻。
1946年夏季，两淮失利，山东野战军元气受创。叶剑英电令：“陈士榘火速回鲁，接任参谋长。”火车沿津浦线一路晃，随行人员记录，他在硬板车厢里摊着地图写作战提纲，一夜换三支铅笔芯。到达济南当天，他便直奔前线，重新调整兵力。不久台儿庄、枣庄反击成功，形势扭转。
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后，粟裕主攻，陈士榘做统筹。粟裕常说：“战役设计我提框架，陈参谋给骨肉。”孟良崮、淮海两大战役都延续了这种分工。淮海之初，他率三个纵队秘密抵近陇海路，连续五昼夜行军，翻越二十余座小丘陵，最终堵死黄百韬退路。前沿观测传回消息，陈士榘只点了一支烟，没说一句废话。
豫东战役时，他与唐亮组成“陈唐兵团”。渡过汴河后，前探部队察觉敌第七军已有脱离意图。唐亮兴奋地说：“要不追？”陈士榘摇头：“放他们南逃，咱们吃开封。”十二小时后，开封陷落，华野获得外线作战第一场漂亮仗。
1949年2月，三野整编，四大兵团司令员名单公布：王建安、宋时轮、叶飞，最后一个是陈士榘。别人惊讶他由参谋长直升兵团司令，他却看着名单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压力不小。”渡江战役打响，他的第八兵团首先登上浦口，随后35军在南京雨花台插上军旗。国民党守军副总司令唐生智签字时问：“哪位司令员负责接管？”答复就是“陈士榘”。
建国后，他主动请缨到军兵种，担任工程兵司令。有人替他惋惜：“从兵团司令到搞工兵，太屈才。”他却回答：“打仗需要炮火，建设需要工兵，荣誉都一样。”于是，从西南高原到东北深山，从罗布泊荒漠到青海湖畔，“工程兵”三个红漆大字爬满悬崖、洞口、戈壁。
1970年，李作鹏官至海军政委，派人送来一盒精致的主席像章，陈士榘随手递给正在写作业的儿子：“拿去收着。”儿子惊讶：“他是中央首长呀。”陈士榘淡淡一句：“当年我手下作战科长。”别无其他评语。
1992年，张震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晚电话打到军区大院：“老首长，我又提拔了。”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笑声：“干好本职，别丢三野脸面。”一句勉励，张震反复琢磨，常对秘书感叹：“陈老那份沉得住气，是咱后辈学不来。”
1995年7月，陈士榘病危。国防部长迟浩田赶到医院，把耳朵贴近病床：“首长，坚持一下。”陈士榘目光尚清，艰难挤出一句：“工程兵还要打很多硬仗。”这句话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军令。三天后，86岁的老将军平静辞世。
送别那天，张震颔首立于灵前，久久无语。仪式结束，他对警卫低声说了句不成语调的话：“老首长走了，三野的旗子得我们撑。”没旁白，也没泪光，可在场老兵全都立正，皮靴磕得震响。